随着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房企高管薪酬体系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构。
近期上市房企2025年年报集中发布，多家已经披露高管薪酬的房企数据显示：曾经动辄千万年薪的“打工皇帝”几近销声匿迹，而能够稳定发放百万级薪酬的房企已属少数。
与此同时，那些仍处于信用风险之中、利润大幅塌陷的房企，其高管薪酬持续下探，部分知名房企高管的年薪已降至普通职场水平。
从“千万俱乐部”到“百万元生存线”，房企高管薪酬的收缩，不仅是业绩变化的结果，更是行业风险重新定价的体现。
郁亮去年在万科领薪24万元
曾经是高管“高薪标杆”的万科，其高管薪酬的下滑已接近“断崖式”。
根据近期万科A(000002.SZ)披露的年报，2025年，万科实现营业收入2334亿元，同比下降32%，亏损886亿元，亏损额较上年同期大幅扩大。受多种因素影响，万科的风险尚未彻底化解，经营发展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相应的，万科的高管薪酬也在继续缩减。2025年在万科全职工作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共获得税前报酬702万元，万科规定，在公司全职工作的董事、监事不领取董事、监事的职务薪酬，而是仅根据其在公司的工作绩效领取薪酬。
其中，万科董事长黄力平因已在公司关联方领取报酬，因此其在万科“零薪”。
已经离任的前董事会主席、执行副总裁郁亮（在万科工作至2026年1月），2025年在万科获得的报酬是24.2万元；已经离任的前总裁、首席执行官祝九胜，因为2025年1月已经离任，因此获得税前总报酬是2.1万元。
即便是正常履职的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韩慧华，年薪也仅为104.4万元，与行业高峰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万科业绩和利润处于高点时，万科的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最高达到了千万级。比如年报披露的郁亮在2019年和2020年税前薪酬分别达到了1251万元和1247万元，祝九胜那两年的薪酬也都在1120万元以上。
2020年，在万科任职的7位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获得的税前报酬合计达到了人民币5819万元，到2025年，这个数据缩水了88%。
转折出现在2021年，尽管当时万科的净利润达到了381亿元的峰值，但是高管的危机感已经产生。那一年万科8名董事、监事以及高管的合计税前报酬相比2020年下降了50%，董事会主席郁亮自愿放弃其年度全部奖金，他的年薪从千万级骤降至154万元。
此后，随着万科经营情况的恶化和净利润的下滑，郁亮的年薪还在不断减少。
据万科2023年年报，在万科全职工作的8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放弃2023年度奖金，此外自报告披露之日起，董事会主席郁亮、总裁祝九胜、监事会主席解冻自愿领取月薪税前1万元。万科2024年年报则显示，郁亮当年度税前报酬总额为33.6万元。
对于万科来说，其高管薪酬的下行似乎还没有“见底”。
部分高管薪酬相比巅峰期腰斩
与万科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金地集团（600383.SH）。
去年净亏133亿元的金地，其高管薪酬也在同步缩减。根据4月3日金地披露的年度报告，期内金地实现营业收入359亿元，同比下降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3亿元。
报告还披露，金地集团董事长徐家俊2025年的税前薪酬为199万元，相比上一年的228万元减少了13%。
金地集团董事、总裁、财务负责人李荣辉的税前年薪为193万元，同比2024年的217万元也有所降低。
此外，金地多名高级副总裁的税前薪酬都是169万元，报告期内所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税前薪酬总额为1961万元，同比降低27%。
而在2019年，金地集团曾给董事及高管共计发放薪酬6771万元，当时的董事长凌克年薪达到了979万元，徐家俊当时作为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其报酬也有405万元，是现在的两倍。
相比之下，尚能保持盈利的新城控股（601155.SH），则呈现出另一种“温和下行”。
2025年，新城控股实现营业收入53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6.8亿元，近年来，新城控股维持了业绩和利润的稳定。
因此，新城控股的高管薪酬也基本维持稳定。根据年报披露，新城控股董事长兼总裁王晓松的年薪酬达到330万元，相比上一年减少了34万元。董事兼财务负责人管有冬的税前年薪为 336.79万元，相比上一年仅减少了一万多元。
新城控股称，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制定，是依据人力资源部门制定的绩效考核体系及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的职务及其岗位职责确定基本薪酬，再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参考同行业薪酬水平并根据所负责业务的经营结果确定年度奖金。
尽管新城控股是民营房企中少数尚未公开债务违约的，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也基本做到了每年都正向盈利，不过纵向来看，其高管薪酬水平还是受到了较大冲击。
比如王晓松在2019年的税前年薪曾达到600万元，更早之前王振华当董事长时也是600万元，当时新城控股多名联席总裁和高级副总裁的年薪也站上了“600万档”，而现在王晓松的薪酬几乎腰斩，其他高管的薪水也缩水严重。
房地产央国企发薪“稳字当头”
当部分混合制房企以及民营房企经历剧烈出清时，央企与国企则展现出明显不同的节奏——一个“稳”字贯穿始终。
招商蛇口（001979.SZ）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547亿元、净利润约10亿元，其高管薪酬整体保持稳定：董事长朱文凯税前年薪255万元，总经理聂黎明为71万元，副总经理伍斌和吕斌分别为199万元和212万元，与上一年差异不大。
中国金茂（00817.HK）则是少数实现“逆势增长”的样本。2025年，金茂销售额、利润均实现增长，高管薪酬也水涨船高，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员酬金总额达1325万元，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现任主席兼CEO陶天海年薪350万元，CFO乔晓洁为307万元。
地方国企同样保持克制。中华企业（600675.SH）在2025年实现扭亏为盈，但高管薪酬并未随之上涨，反而从699万元降至618万元。多位高管年薪集中在80万至140万元区间，且部分董事因在关联企业任职，采取“零薪”安排。
可以看到，央国企薪酬体系更多与制度、考核和任期管理挂钩，波动幅度远小于市场化房企。在行业剧烈震荡中，这种“钝感”反而成为一种稳定器。
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中国房地产行业高管薪酬的变化，几乎是一部浓缩的行业兴衰史。
在2016年至2020年的房地产上行周期，规模扩张与高周转模式催生了大量“高薪神话”，那时候，千万年薪在房地产行业并不罕见，部分企业甚至以股权激励叠加现金薪酬，塑造出年入过亿“打工皇帝”。
从近几年的薪酬数据来看，房企高管薪酬已与公司盈利能力高度联动，公司一旦亏损即大幅降薪，在部分爆雷房企，管理层象征性领薪甚至成为常态。
而从已披露高管薪酬的房企分类来看，市场化房企薪酬近年来出现了大幅波动，央国企则维持制度性稳定，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薪酬曲线。
对于房地产行业从业者来说，高杠杆时代的高回报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更低增长、更强约束以及更长周期的不确定性。那些曾站在行业巅峰的高管，从千万年薪滑落至百万元甚至更低，其背后不仅是个人收入的变化，更是一个时代的退场。当“高薪神话”逐渐散去，房地产行业的职业吸引力也正在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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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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